我国即将把钢铁纳入全国碳市场，在绿色时代趋势中，进一步提升了钢铁脱碳的紧迫性。

　　钢铁是高碳行业，排放量占我国总量的15%，其脱碳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但任何行业的脱碳都有赖资金支持，钢铁更是如此。依据世界钢铁协会的测算，中国钢铁脱碳需要连续30年每年投资5000亿元。由于脱碳所涉金额庞大，如何为绿色技术与设施更新获取资金是首要难题。

　　至今为止，国内钢铁脱碳主要仰赖传统融资工具，以债券和信贷为主。相较之下，国际上已发展出混合融资、承购合同等创新工具，以多元化融资来助推钢铁脱碳。本文对此展开解析，希望有助各利益相关方决策参酌。

　　我国钢铁行业目前面临内部融资瓶颈，主要原因与供需格局变化、产业结构调整等挑战有关。这些挑战降低了钢铁行业的盈利，从而限制了脱碳资金来源。

　　首先是市场环境。我国钢铁行业供大于求，盈利不佳。从需求端来看，国内外经济下行，房产市场不振，行业下游需求疲软。从供给端来看，虽然我国政策长期引导钢铁行业去产能化，淘汰落后技术，但技术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最终产能依然过剩。因此，近年来钢铁企业普遍处于亏损状态，难以由内部产生转型资金。

　　其次是产业结构。我国长期推动钢铁行业集中化发展，打造具有自主创新力与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实现产品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的转变。同时，政策给予大型钢企较多的脱碳资金扶持，以排头兵方式带领行业脱碳，但中后端钢铁企业处于不利情境，资金严重吃紧。

　　最后是外部因素。近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碳关税、碳排放上限等严格规范，导致钢铁企业将承担额外的碳成本，压缩利润空间，也对脱碳资金带来负面影响。

　　当内部资金受限时，钢铁企业必须通过外部来源筹措脱碳资金，而这必然涉及融资工具的使用。国内融资工具可分成针对近零排放活动的“绿色”类工具以及针对高碳排放活动的“低碳转型”类工具两种，前者发展早于后者。

　　绿色融资工具以信贷和债券为主，在政策引导下，市场规模与时成长。

　　绿色债券方面，依据统计，我国钢铁行业从2016年至2022年共发行21支，规模总计96亿元。绿色债券的资金用途必须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要求，主要用于绿色项目，仅少数可用于转型项目。从发行时间看，初期我国尚未提出碳中和目标时，绿色债券以支持绿色项目为主，如2018年河钢发行的7亿元债券，资金用于清洁生产示范工程、除尘防尘工程等绿色项目。稍后，2022年宝钢发行的5亿元债券以及今年河钢发行的15亿元债券，资金就用于转型项目，如氢基竖炉项目的建造、废钢的回收再利用等。

　　绿色信贷方面，它们以支持国内钢铁企业的环保改造项目为主，如超低排放改造和能效提升等，对于低碳转型技术的支持力度则比较有限。基于贷款的内部性质，目前查到的信息不多，仅建龙和柳钢两个案例，前者将1亿元绿色贷款用于煤气综合利用发电项目，后者将22亿元绿色贷款用于高炉煤气回收利用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去产能政策和不完备的低碳相关风险指标体系，国内钢铁行业的绿色信贷发展缓慢，显然难以支撑该行业脱碳所需。

　　除绿色融资外，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我国开始搭建转型金融体系，推出转型金融工具，将资金导入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项目。钢铁企业使用的转型金融工具以债权类为主，如转型债券、转型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前两种为指定资金用途的债务工具，后一种为转型绩效挂钩工具。

　　这些工具已有不少应用案例。在转型债券方面，发行主体有宝武、山钢、攀钢、河钢等，资金用于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及装备、余热余能利用发电工程、节能减排与废钢工艺等领域。这四支债券分别在国内与国际发行，国内的三支募集了112亿元人民币，国际的一支募集了3亿欧元。在转型贷款方面，人民银行根据去年推出的«河北省钢铁行业转型金融工作指引»，批准该省四家钢企121.3亿元的融资授信。在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方面，发行主体有宝钢、鞍钢、河钢、山钢、柳钢和安钢六家，挂钩的转型绩效以降低能耗与污染为主，募资总额为111亿元。

　　由于钢铁脱碳涉及新技术的开发与试点，相关风险高、不确定性大，故此时企业以股权类工具募集转型资金会比债权类工具更合适。然而，受到钢铁行业市盈率的影响，目前罕有面向公开市场的股权融资案例。

　　总体而言，我国的钢铁脱碳融资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供给规模远远不及需求，原因与相关技术的不确定性有关。不确定性推高了场域风险，延长了资本回收期，从而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因此，从降低场域风险的角度探索多元化融资路径，是必须面对的议题。

　　在推动低碳转型方面，去年我国人民银行与美国财政部牵头完成的《2023年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工作成果》，表明可通过混合融资等创新风险分担机制，来调动更多资金。从国际经验看，混合融资需要公共资本、慈善资本、供应链等多方参与，共同探索多元化机制的可行性。

　　由公共资本助推钢铁脱碳，至今成功案例主要发生在欧洲，通过由欧盟政府预算支持的公共基金来运作，对钢铁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或直接赞助，从而降低转型初期风险，吸引社会资本入场。知名案例有卢森堡的安塞乐米塔尔集团以及瑞典的斯特格瑞公司（原H2绿色钢铁）。安塞乐米塔尔是全球最大钢铁集团，2021年它获得由“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对其2.8亿欧元贷款提供的全额担保。斯特格瑞是一家整合钢铁上下游价值链的新创公司，2023年它获得由“投资欧盟基金”对其3.71亿欧元贷款提供的部分担保，以及由“欧盟创新基金”提供的2.5亿欧元的赞助款。这些基金都由欧盟预算支持，致力于气候行动，以催化市场为目标。

　　相较之下，国内以公共资本推动钢铁脱碳的案例极少，2023年由宝武集团牵头发起的碳中和主题私募股权基金可能是仅有案例。基金募资目标为500亿元，资金主要用于钢铁低碳转型项目，首批合伙人有中国宝武、建信投资、国家绿色基金、宝山区政府等，其后又分批引入中国人寿、中国太保等保险资金以及安徽、江西等地方政府资金。本案通过股权融资来避免加重企业债务负担，又引入公共资本来扩大资金规模，是值得借鉴的案例。

　　在供应链方面，钢铁企业可通过更紧密的上下游合作来降低投资风险，以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并推动价值链脱碳。相关模式至少存在以下三点优势。首先，钢铁企业可通过与下游买家共享产品碳足迹数据，推动买家实现范围3碳减排，以加速价值链脱碳。这类合作在国内外都已展开，如安塞乐米塔尔与丰田的合作，印度塔塔钢铁与捷豹路虎的合作，以及我国8家钢铁企业与沃尔沃、蔚来、东风日产等的合作。其次，钢铁企业可利用基于碳价成本的定价策略，锁定下游买家订单，以提高未来营收的确定性。这方面案例有斯特格瑞公司，它不仅成功开发了盈利导向的商业模式，更通过该模式与买家签订长期承购合同，而订单更成为其贷款抵押凭据，从而降低融资成本。第三，钢铁企业可邀请上下游企业以入股方式分享额外收益，吸引更多资金投入。斯特格瑞公司就采用此方式，早期股东包括上游设备供应商和下游钢铁买家。

　　总结而言，钢铁脱碳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技术与能源的革新，难度不言而喻。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供需不平衡等因素叠加作用下，钢铁企业难以凭靠自身力量完成转型，亟需外部力量助推。随着可持续金融政策的完善，钢铁企业的融资渠道选项渐增，但融资规模依然有限，远不及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资金量。钢铁行业应当以更前瞻、更宽广的方式，通过公共资本、政府、供应链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助推脱碳进程，最终才能实现碳中和目标。

　　[邱慈观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李小千是专项基金研究员。]

　　文/ 邱慈观、李小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