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提醒中国经济学研究界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潜能禁锢在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的二元体制扭曲中，启动和加速经济增长，重要的方面是体制改革。政策刺激需要有，但是只起辅助作用。因而，提醒政策研究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大力度改革才能启动加速和稳定可持续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周天勇

  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生产资料配置的基本经济体制，企业是其生产力发展组合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等要素的动力源泉。那么，普遍发展什么样类型的企业，会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并与之互动，会与什么样的行政和政策治理互动，所有制、发展模式和治理偏好三者之间的耦合运转会形成一个社会什么样的经济结果，对此我觉得需要从内在逻辑上清醒地进行认识，才有可能使我们认清国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一、行政性国有经济和企业与竞争性的民营经济

  中国从经济发展的企业动力机制看，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和工商业主要是发展国有企业，为了解决就业和适应于低生产力水平农业，不得不辅之集体经济，生产的组织形式，在生产和生活资料计划配置的场景中，是由政府选择和组建的，属于受计划指令控制的行政性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向市场转型，中国发展了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场景是生产和生活资料由市场配置，由民间投资者、境外投资者和外资选择和组建的竞争性企业，在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下，其行为受市场价格和供求信号的调节。

  目前的格局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存。除了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范围要比国有企业的范围更加广泛，比如还包括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劳动者经济，因为他们付出了劳动，其收入要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还有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如政府大楼、学校、文化馆、污水处理、公园和不收费公路等设施，准公共产品如医院、收费公交等设施，自然垄断性设施如收费高速公路、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等，也要计入国民生产总值。

  从逻辑上讲，中国先是有一元计划行政企业和经济，后来出现了包括市场竞争企业和经济的二元体制，它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与其相适应，它们形成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体制与模式之间如何互动，作为学界应当思考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国有体制形成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

  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是从前苏联、改革开放前中国和东欧等国家的发展模式看，均是在国家计划集中资源的方式下，高积累和低消费发展模式，在非经济运动不多的条件下快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如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期间，包括下面讲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中国呈现了一段时间降低积累和提高消费型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与其他瞬时转轨国家体制改革不同的是，中国是一个渐进转轨国家，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特长周期并存。从90年代开始，GDP规模逐步有了一定的积累，计划行政主导使国民经济又进入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轨道。这一期间几乎没有大的非经济运动干扰，也没有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农业来积累资金，而是通过借贷资金发展完成了重化工业的建设和积累，使这10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0.50%的高速度。

  上游重化工业，城镇公共和准公共设施，交通水利设施，以及电力、油气和通信生产及输送、生产资料及粮食进口等领域，是政府计划行政最能有为的国有投资、建设和贸易领域；而下游消费品制造轻工业领域，包括制成品出口领域，是低效率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的领域。

  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重化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一是居民生活的居住需求；二是城市、交通水利和交通能源设施的建设；三是工业产业体系的完善和升级。但路径还是依赖进入了驾轻就熟并加以创新的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在政府计划和部门及地方行政力较强的优势下，一是解决城镇居民居住需求方面，先进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采取了从农村极低补偿转移集体土地为国有，高价出让给购地者，再对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资质特许管理，不允许其他私人和合作建房进行竞争。结果原来有住宅的城镇居民，通过改革得到了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富；但对需要新房的居民，供给了价格水平很高的住宅。这样地方政府从农村城郊集体土地转国有出让时获得了转移过来的土地财政收入，在出售住宅时高房价和高楼层中又获得了税费收入。（2）在城市、交通水利和能源等设施的建设上，转移农村集体土地不需要征购，而是行政低补偿征收，开始时或者用土地抵押借款，或者到中央地方商业银行借贷，政府发放理财产品，允诺政府采购建筑让企业垫资建设，除了很小一部分有财政投资外，以无成本土地、借债和欠工程款的方式，进行了国有上述设施的建设。（3）在产业升级方面，对一些大项目落地，政府以无偿或者低供给供地、工业用地先征后返和以住宅商业用房出让收入进行补贴等方式，为地区产业升级提供了支持。

  总结起来，就是进入了以土地和债务进行高积累，通过土地出让和高房价，压低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进行住宅建造，城市、交通水利和能源通信等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政府转移农村土地和高房价积累资金，造成了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下降。

  三、国有经济主导形成外源式发展模式

  一个地区外源式发展模式，是指在一个农业农村经济向城市工商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其企业和产业是外来投资、建设和运营形成嵌入的。其有利之处为，经济大项目带动，政府税收和GDP增长速度快，但是，阻断了本地内生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商业渐进发展和社会市民化的生态进程，形成农业与工商业、农民与市民、本地产业与外来产业、国有企业产业与当地民营产业分割，甚至对当地产业的压制。中国许多地区，采取了这种计划行政和国有企业为主的外源式经济发展路径，后果是城乡经济没有融合，产业之间没有关联，造成城市乡村、央企地方、农业工业之间巨大的收入和发展差距。

  国有企业比重太大和集中度太高造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抑制了良性的内源式发展，形成供应和价格垄断民怨较大，就业贡献不多造成分配差距，这也是在许多国家造成经济紊乱和社会不稳定等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抑制了一个国家自然和良性的内源式经济发展模式和过程，造成城乡发展和居民分配的严重失衡。

  从内源式发展的典范看，浙江当年因台海局势没有发展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的农村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许多农民成为搞生产和跑市场的能人，成为从事管理和经销的老板。从家庭作坊游商摊贩到前门店后工厂；从乡镇到集镇，从集镇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小城市逐步积累发展；从国内市场走向世界经济，最后实现了从农民到现代企业家，从作坊到现代工厂和商服企业，从农村向现代城镇城市，从各自独立的个体产品向现代分工协作的产业链，从区域国内销售到开拓国际大市场，从实体生产传统运销到线下实体生产运销与线上平台运销良性互动和内源式的发展。与浙江比较，辽宁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城镇和农村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国企单打独斗，主体企业与配套企业不能形成协作产业体系等，辽宁的发展就不如浙江。

  内源式发展，其劳动者参与经济的过程连续，城乡农民与市民渐进转型，城乡融合交流，劳动密集企业与资本密集企业形成产业联系，相互循环，也使居民收入和消费与资本和生产相平衡。然而，外源式发展模式，收入被集中到国有等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发生居民劳动收入水平低下和消费支出需求不足。

  四、计划行政体制太有为形成了立体封闭式的发展模式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的土地计划管理、街区政府建设和行政治理方式，加上线上和平台经济技术的发展，与日韩、加澳、欧美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形成了中国特有居民超高层居住、生活线上购入、进出社区管理，立体封闭线上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1．封闭的社区单位。所有的居民社区是用院墙封闭起来的，门口有保安驻守；所有的院校等各类事业单位，也是封闭的，保安更是在门口盘查放行；党政机关更是门口森严壁垒，层层保安盘查，生怕出个什么事。

  2．超高立体式建筑。大规模拆除城中村和小街小巷及平面居住社区，并抑制私人和团体一户和多层住宅建设，一条渠道的开发商为了降低过高的地价普遍将住宅加到30多层，形成了超高层楼宇立体式生活、工作、交往、购物和休闲方式。

  3．居住和办公楼宇底层或就近没有商业服务业。城市建住宅就是纯住宅楼，没有在一二三层留为商业服务设施，居民想自己利用住宅也禁止从事，加上围墙围住社区，门口保安盘查，出入很麻烦，时间长、环节多，于是不得不依赖外部购物和送餐。许多地方，居住社区墙内外不准从事商服业。一些即使有围墙和临街闲用房的大学等事业单位，过去有一些围墙商业服务业，并出租，但反腐和拆违，基本将城市事业政军的院墙经济清扫掉了。

  4．整个经济虚拟化。信息、网络、线上、平台和移动支付，与超高层立体式居住、生活和工作方式相适应，蓬勃发展，结合对平面经济的清除和超高层立体生活和工作方式，形成对平面经济的强势挤压。超高楼居住、围墙加保安和网络平台购买，形成了立体封闭线上经济发展模式，摧毁了小街小项小铺小店等民营经济的平面开放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大幅度压缩和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者收入和店铺租金大规模地转移到平台资本，如果再加上网络与无人驾驶和智能机器人工作，将更加收缩居民收入和居民的消费支出能力。

  五、居民收入与消费低水平后果与经济供需困境

  从经济流量的分配环节看，上述国有和计划行政体制及其三大中国扭曲的发展模式，主要形成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长期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1986年时最高的62.45%，降到2011年最低时的40.18%，到2023年时略微上升到43.86%。先是国民收入的企业投资和积累率上升，后是政府分配的比率上升，国民收入流量从居民部门逐步地向企业和政府扩流。

  从上述国有和计划行政体制及其三大扭曲发展模式对生产结构的影响看，基础设施、住宅和上游制造产业已经过剩，造成生产过剩的原因是居民消费品的市场需求不足。2012~2023年居民消费需求相对收缩，年均对GDP增长造成了1.1个百分点的损失。从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例流量看，分别从1983年的52.01%，一直下降到2023年的29.61%。如果分三个阶段，1978~1991年、1992~2010年、2011~2023年，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平均比率分别为46.85%、35.95%和30.24%，呈逐级下降态势。居民消费从改革开放初期占总需求比例较高到逐步下降，2022年为最低，呈逐年收缩的状态。

  我们逐步地阅读上述文字，展现了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计划行政国有与市场机制民营二元体制的互相挤动，当计划行政国有经济体制的力量较强时，形成了三个扭曲的发展模式，其又造成扭曲的收入和需求流动，进而致使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最后结果是生产过剩和经济下行。这是一个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供求扭曲的逻辑传导过程。

  今天我们遇到了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经济下行，就其问题的原因看，只有对计划行政体制，特别是对其主导的国有经济和和企业进行体制改革，才能迈过经济收缩的这一艰难之坎。